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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1940年春天，陈嘉庚去了重庆。他此行有任务在身，但看到的并不是前线的战斗场面，而是排场和宴席，迎接他的是虚张声势的“欢迎”场面。

他决定去延安，尽管之前犹豫不决，也有人劝阻他。但是一顿饭后，他的想法改变了。

访问背景与重庆的对比

1940年3月，陈嘉庚带领一个“慰劳团”回到祖国。他们从南洋归来，不仅带来了金钱和药品，更带来了认同感和期望。

这是华侨团体首次为了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而共同努力，这也是一次检验，他们希望通过亲眼观察，分辨出谁是真心抗日，谁只是表面功夫。

国民政府迅速安排了接待事宜，并拨款八万元作为一次性费用，专门用来招待慰劳团，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在重庆，虽然物价很高，但八万元还是能摆很多桌酒席。陈嘉庚他们一来，饭局就没断过。

日间集会，夜里聚餐，厅内灯光璀璨，官员轮番登场，言辞滔滔，行动寥寥。

陈嘉庚渐渐产生了疑虑，他连续三天记录下了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天都坚持写下来。

第一天，他写到迎接的人很多，一个小时里要握几百次手；第二天，他提到每顿饭都有十八道菜；到了第三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说：“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怎么可以这样铺张浪费呢？”要知道，《中央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的官方报纸，能在上面发表批评文章，背后意味深长。

但是大家都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吃饭，继续打牌，慰问团成了一个形式上的任务。陈嘉庚既没有争吵也没有闹事。

他开始四处打听：“延安到底怎么样？”大家都不直接回答，只是传达一种感觉：“你别去了，那儿不太安全。”虽然官方没有公开说，但是已经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关键的变化发生在第四天，那天叶剑英邀请他喝茶。这场茶会只有六个人参加，整整聊了两个小时。

叶剑英回答了人们对延安的疑问、对共产党政策的担忧以及对安全的顾虑，他没有说套话，只是简单地说：“你来一趟就知道了。”

陈嘉庚没说一句话，到了第二天就决定了要去延安。

延安招待安排及三菜一粥

陈嘉庚和同行的人们因为飞机不能直达，不得不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一路上尘土飞扬，山路崎岖，有些人晕车，还有人生病发烧，但陈嘉庚坚决不坐担架。

他说道：“我们可不是来治病的。”经过六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了陕北。

延安当时没有机场，也没有专门的迎宾车，迎接的人群有两千多，他们都是当地的军人和百姓。这些人站满了山坡，手里举着自己做的旗帜。有的穿着破旧的布鞋，有的甚至抱着孩子来迎接。

大家都没有喊口号，都是自发来的。有一个小女孩送了一束折纸花，陈嘉庚没有接，只是愣了一下，然后鞠躬致谢。

陈嘉庚住在延安交际处的一排窑洞里，土墙围住，木门简单，窗户无法关紧，门上挂着一条布帘。

他换下了西装，坐在床边，一句话也没说。屋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吊在房梁上的煤油灯，光线昏暗。

毛泽东在第二天晚上在杨家岭的一个窑洞里见了他，窑洞里很冷，木桌上只有热水，连茶叶都没有。

屋子里放着十几把旧椅子，都是东拼西凑的，没有一套一样的。墙上挂着一幅毛笔字，是手工写的：“实事求是。”

毛泽东穿着灰色的军装，最上面的一颗扣子没扣，他坐下来就关心地问道：“路上累了吧？”陈嘉庚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他没说开场白，直接说道：“你们送来的药物我们已经收到了，会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谢谢你们的好意。”语气平稳，不急不缓。

晚饭在屋里准备好了，有四样菜，分别是白菜、咸萝卜干、一碗鸡汤，用的碗不是一套的，筷子是用竹子做的。

毛自己舀汤时说：“这鸡是隔壁老奶奶给的，她说我们从南洋来，路太远了。”他笑了笑，“我们也没钱买。”

陈嘉庚不动筷子，看了几秒后，拿起筷子尝了一口咸菜。桌上没有酒也没有烟，他一边吃一边和人聊天。他们谈到了国共合作，谈到了抗日战争，还谈到了粮食问题，每一句话都强调着要节约。

一顿饭不到二十分钟就吃完了，没有人说“请慢用”。毛站起来说：“吃饱了，就不浪费了。”

饭后大家没有安排任何活动，既没有晚宴，也没有文艺表演，更没有互相赠送礼物。夜深了，风刮得很大，窑洞里发出呼呼的声音。陈嘉庚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拿起纸和笔，写下了四个字：“难以置信。”

第二天，在旅行日记里，他写道：“这种事情，世上绝无仅有。”他没有表扬任何人，只是详细记录了那顿饭、那碗汤，还有那句“这是邻居阿姨送来的鸡”。

相比重庆的欢迎晚宴，那一刻，一切都变得明了，他看到了不同，看到了差距。这并不是关于吃什么，而是关于谁在做作，谁在真实生活。

政治态度的变化

陈嘉庚在延安待了三天，有一天他问：“延安怎么看不到乞丐呢？”大家都没有回答。

他自己去找答案，走了两条街，看了看七八家，孩子们光着脚，老奶奶在缝补衣服，饭锅是用铁皮做的，但每个人都有饭吃，每家都种着菜。

延安不收额外的税款。有人告诉他，延安有一条税收规定：只收公粮，不收乱费，没有摊派，也没有“特批”，凡事公开透明。

有一天，交际处贴出一张布告，说“下个月开始军粮的定量要调整了”。几个老百姓围在一起念布告，一字一句的读，但没有人骂，也没有人吵。第二天，大多数人按照新的标准送粮了。

在重庆，他看到的是热闹的宴席；在延安，他看到的是烧柴做饭和账单。这不是宣传，而是街头的菜价和每月的配给情况。

毛泽东第二次找他谈话时，没有一起吃饭，而是单独在窑洞后面的办公室里聊了两个多小时，谈话时间是在晚饭之后。

毛直言不讳地说：“你们从南洋过来，主要目的不是比谁的接待更周到。”陈嘉庚没有回应。

毛接着说：“我们靠自己的努力，也靠大家的支持，才能坚持下去。”

他详细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强调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提到了三民主义，并呼吁建立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活得更好的国家。

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仗就打不起来；如果不让老百姓挨饿，就不能贪污腐败。

陈嘉庚听完了整段对话，他没有记笔记，只是问道：“你们有信心赢吗？”

毛点点头，说道：“抗战一定能胜利，国家一定能建立。”说这话时，他稍微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但我们需要坚持下去。”

那天晚上回到交际处，他什么都没说，直接进了屋，拿出重庆的日记本，撕掉了两页。

第二天，陈嘉庚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慰劳团的会议上他说道：“我原本认为中国只剩下表面的东西，没有实质性的根基，但这次看来我错了，真正的根基其实是在延安。”

这是他头一回在大众面前表达了对共产党的肯定。

第三天，他写下了一句震撼南洋的话：“中国的未来在延安。”

这条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新华社通过电报将它发送到重庆，再转发给南洋的华侨社区，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全文刊登了这条消息。标题为：陈嘉庚说“延安真正抗日。”

他并非没有考虑到风险，蒋介石家的特务一直在密切留意他的动向，重庆方面也来电提醒他要谨慎发言，不要做出任何政治表态。

陈嘉庚不再有所保留，到了延安的第五天，他对毛泽东直言：“你就是中国的救星。”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微笑道：“我们都是吃小米长大的人。”

历史的影响和评价

陈嘉庚回到重庆时，脸上显得很沉重，他拒绝了国民政府为他举办的欢送宴，也没有接受新的接待安排。

他说：“我已经看过了，不用再说了。”坐上最后一班车，直接踏上回南洋的路。

陈嘉庚到新加坡后，召集南侨总会，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捐款支援延安，二是设立直供渠道，绕过国民政府。

海外华人一开始有些顾虑，有人嘀咕：“这样做是不是风险太大了？”陈嘉庚没有多说，只是拿出了账单和一些照片。

窑洞、普通的饭菜、草鞋和军粮票，一样都不是做样子的。他说：“不捐也行，但以后我们没脸说，我们曾经支持过中国。”

三个月后，第一笔款项从南洋汇往中国西北，总额四亿国币。这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相当于一个国家难以动用的资金。

药品、军靴、被褥和干粮不断运往延安，他还捐出了两辆福特轿车，解决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出行难题。

延安那边没有举行表彰大会，也没有张贴感谢信，毛主席亲自写了一封信，内容不到两百字。

嘉庚先生，您赠予我们的物品我们都已收到，全体军民都心存感激。

这封信现在保存在新加坡南侨总会的档案馆里，字迹非常清楚，结尾处写着“毛泽东”。

毛泽东曾经公开称赞陈嘉庚是“华侨的旗帜，民族的荣耀。”这是对他极高的评价。

他虽然是海外华人，但他的行为却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国家形势。由于他的实地考察，南洋的华侨社区首次大规模地向中共提供了资金和物资支持。

这次会面原本只是个例行公事，却变成了实质性的交流。没有冗长的会议，也没有总结性的大会，只有一碗热汤、一张便条和一句承诺。

陈嘉庚再也没有回到重庆，他在后来的演讲中只提过一次这个城市，说那里“太繁华，像是在战争的阴影下开茶会。”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公开支持国民政府。

延安之行就像一道分水岭，他是实业家、侨领，也是现实主义者。他不听宣传，只看菜价；不听口号，只看墙上的账单。

他的决定，并不是出于政治立场，而是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

他去看谁的生活更艰难，谁的故事更真实，谁更有能力让人填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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