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自保安迁址至延安。彼时，延安城内人口寥寥，仅余2000余众。“此地仅有四五家饭铺，所用餐具乃木质挖制之碟，以及弯曲的树枝制成的筷子；而商店则无任何招牌，一旦买错物品，想要找回原店更换便颇为困难，皆因它们的外观无不显得污秽而破败。”全城脏乱，厕所尤为简陋。
在丁玲的纪实小说《医院中》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细节描写：“老鼠在天花板上往来穿梭，不时地啃食着浆糊。竟有几次，隔壁房间中的老鼠从高处坠落，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正沉睡的傅莱大夫脸上。”
光远抵达延安的第一夜，便遭遇了一场与跳蚤的激战，无奈之下，他只得逃离房间，抱着被褥在院落中几根粗大的原木上安顿下来。同样，《人民日报》的前任社长胡绩伟也曾记录下那段刻骨铭心的与臭虫抗争的经历。
孤身一人居于破旧的窑洞中，臭虫充斥其间，密密麻麻地从各处裂缝涌出，成群结队地向我发起进攻，这景象实在闻之惊悚、见之惊心，堪称闻所未闻的怪异之事。起初，我仅以手指驱赶，随后则用手掌拍打，致使双手沾满了腥臭的黄色液体，然而仍无法根除它们的骚扰。幸而身上携带了针线，急忙将随身携带的床单缝合成一个简易的口袋，将自己藏匿其中。即便如此，夜晚仍旧辗转反侧，直到曙光微现时才勉强进入短暂的小憩。翌日清晨，一觉醒来，却发现床单上满是斑斑血迹。
在延安，居民们皆身着统一制服，冬季，每人会发放一套棉衣裤及棉鞋帽，而夏季，则仅发放一套单衣。起初，衬衣和衬裤并未配备（但后来每年每人都会发放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这一变化曾引发了不少趣事。夏日炎炎，田家英沿延河沐浴，恰逢一众女工在此洗衣。然而，他在河中挣扎，难以起身，只因他那唯一的一条裤衩方才洗净晾晒在河滩之上。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仅提供两套制服：夏季是一套单薄的军装，而冬季则是一身厚实的棉质军服，中间并无换季衣物。巧手学员们将棉花取出，巧妙地将其制作成夹衣。若有人携带多余衣物，她们会慷慨地赠予那些衣物匮乏的同学。每当得知某位学员即将被派往大后方工作，来自大都市的女学员们便会迅速拿出各式旗袍和大衣，供她挑选。
在陕北公学及抗大，七八位学员共挤一室，仅以一层茅草铺于窑洞的土坑之上，拥挤程度使得他们甚至难以翻身。大学女生的宿舍床位仅宽一尺半，夜间起身如厕归来，往往发现空无一人，需小心翼翼地挤入其中，方能重新占据一席之地。男子的炕铺仅宽二尺半而已。习惯蜷缩着入睡的人很快便得到了指导——应改以直腿伸展开来安睡。
清晨，女生们对着镜子梳妆打扮，却成了件繁琐的事。她们需要排队等候，而当轮到自己时，总是左顾右盼，不愿轻易离开。最终，镜子的主人忍无可忍，愤然将镜子摔得四分五裂：“咱们还是来个‘共产’吧！”如此一来，一镜变多镜，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
与此同时，每个人腰间都悬挂着一个由罐头盒改制的大茶缸，姑娘们用它来进食饮水、刷牙洗脸，甚至用它来洗脚、清洁臀部。
“若有人从邮局领取了从重庆、香港甚至上海孤岛寄来的稿酬，便会招呼一众友人，三三两两，将这笔钱平均分摊。”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抵达延安，每月仅领得2元的津贴。即便是街头的小吃摊，他也会买上5分钱的醪糟鸡蛋来解馋，而花生包即便只花费几分钱，也会与多人分享。
“那里的日常饮食仅限于两餐，主要由单调的小米构成。然而，当口袋里有些许银两时，他们便会前往镇上的饭馆，将钱投入到一份八宝饭上，以满足对甜食的迫切渴望。”
冼星海对甜食情有独钟，在创作《黄河大合唱》期间，他特地要求光未然为他购置两斤白糖。待一切准备就绪，冼星海便盘腿坐在炕前，着手创作。他一边将白糖抓起送入口中，一边从长长的烟杆中吐出袅袅烟雾，而他的妻子钱韵玲则在一旁为他精心熬制着“土咖啡”。正是在延安那间简陋的窑洞中，这首时代的乐章得以诞生。
王紫菲，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中提及，抵达延安后，最深刻的体会莫过于对美食的渴望。彼时，她身无分文，漫步于延安的街头，每当望见摊位上那洁白如雪、如银似玉的白面馒头，便不禁眼前一亮，心中痒痒，真想偷偷地取几个来尝尝。一次，三位中国女大学生漫步于集市之中，随身携带的仅有两分钱，仅能购买一瓶老陈醋。她们小心翼翼地将醋瓶分为三份，先用舌尖轻轻舔舐，陶醉于其酸中带甜、香气四溢的美味。最终，她们忍不住狼吞虎咽般地饮尽了自己那份。然而，由于她们空腹且未进油水，其中一位女生不久后便回到窑洞，腹中剧痛，辗转反侧，呕吐不止。自那以后，她便再也不敢触碰醋。
初抵延安之际，华君武于晚会落幕归家，腹中饥肠辘辘，却无食物可充饥。彼时，他仅以当日糊制窑洞窗纸时剩余的半碗面粉所制成的糨糊，权作夜宵。华君武晚年忆及此事，感慨道：“尽管已过去43年，那碗浆糊的滋味仍历历在目。当然，我并非言此即谓浆糊常能成为夜宵之选。”
在延安年代，何方回忆道，即便是分量较重的馒头，一些北方男同学一顿饭就能吃下十三个甚至十四五个，女同学也能吃下十一个到十二个。有一回改善伙食吃包子，抗大学生中食量特别大的卢振中（后来担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一口气吃下了24个二两一个的包子，这才询问：“这是什么馅料的？”
在延安，众多新婚夫妇因条件所限，婚后仍需分居在集体宿舍。唯有周末，他们方能申请入住那些由窑洞改建而成的“青年宿舍”，得以短暂团聚。尽管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费用全免，但夫妻俩若要在“青年宿舍”度过周末时光，仍需支付一定的费用。
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曾回忆道：“屋内仅设有一张床铺，被褥需自行携带，且不提供餐饮，住宿一次需支付五分钱。每逢周六，年轻夫妇们会携带被褥入住一晚，翌日清晨便收拾行囊，重返各自的战斗岗位。”
即便这种短暂的婚姻关系，亦让延安众多单身汉们心生羡慕。
为弥补众多高级将领因军务繁忙而错失的青春，中共中央积极鼓励并协助他们解决婚姻难题。在那个时代的延安，80%的师级以上军官在此期间步入恋爱、婚姻、家庭和为人父母的行列。然而，对于许多知识女性而言，老干部们似乎更习惯于日常的饮食、休憩与战斗，而恋爱在她们眼中显得颇为乏味。
1936年，马海德与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同行至陕北，担任了中共中央保健医生的职务于陕甘宁边区医院。在此期间，他倾心于延安的美丽女子、鲁艺学院的学员苏菲。
马海德与苏菲的跨国恋情，引来鲁艺男学员们的集体抗议。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敢接走苏菲，就得留下买路财！”随后便猛扑而上，将他身上的香烟与零钱搜刮一空。
在1940年3月3日的这一天，马海德与苏菲在延安喜结连理。
士兵（班长）每月津贴为一元，排长为二元，连长为三元，营长为四元，而团长及以上的干部则均为五元。至于知名文化人士及大学教授，其津贴则在五至十元之间。王实味、陈伯达的月津贴固定为四点五元。冼星海的津贴高达十五元，其中包括女大兼课费三元的收入，而鲁艺音乐系的教员则每人每月十二元，助教则为六元。所发放的货币为延安的“边币”，一元边币可兑换两条肥皂、一条半牙膏、两斤肉包子，或十余个鸡蛋。在最为艰难的时期，甚至连这微薄的津贴也一度被暂停发放。
据冒舒湮所述：“法院的工作人员与囚犯所食用的饭菜，均出自同一锅煮制！”
在延安，纸张与笔尖尤为稀缺，每位同志每月仅能分配到五张纸。然而，对于作家们，却有着特别的优待，他们可无限制地领取所需的纸笔。1940年1月，刚入党四个月的范文澜应张闻天之邀，抵达延安，并主持了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并担任《中国通史简编》的主编。范先生的妻子，一位典型的旧式家庭妇女，目不识丁，初到延安，便感到诸多不便，又牵挂着家中的琐事，时常独自黯然落泪。张闻天夫妇时常前往探望，并派遣服务员细心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每月还发放4.5元的津贴。范文澜所感受到的最为艰难之处，莫过于书籍的匮乏。得知此事后，张闻天便安排地下党将范文澜的藏书从家中安全运至延安，共计五六十箱，其中绝大多数是线装书籍。范文澜对此感激不已。
延安的物价十分亲民，猪肉的售价仅为每斤两角，而一角钱便能购买十多个鸡蛋。陈明远先生经过一番换算指出，在延安，一元钱的价值相当于19世纪90年代末的三十至三十五元。若以相对价值来衡量，其至少相当于2008年人民币的百元以上。若1938年贪污金额达到200元或受贿金额达到100元，将面临死刑的惩处。随着货币的贬值，贪污金额超过500元的则将遭受枪毙之刑。
在延安，文化人中流行一种独特的风俗——“客请”，意指延安人生活较为简朴，往往由来访的客人承担宴请之责。1938年5月初，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偶遇了医生马海德，便邀请他一同前往一家以八宝饭闻名的餐馆共进晚餐。沿途，众多人向马海德致以问候，马海德便提议与他们一同赴宴。他的这一举动，让我不禁为之发笑，因为他深知我并不拮据。当我们抵达餐馆时，身后已然跟随了十几位年轻男女，他们欢声笑语，沉浸在聚餐的喜悦之中。众人各自挑选了心仪的菜肴，享用完毕后便起身离去。
1936年秋季，刘英不幸染上流行性感冒，高热不退。然而，延安地区药品匮乏，她只能寄望于“务必避免肺炎并发症”。在隔离的窑洞中，她时醒时昏，每日仅能摄取少许小米粥汤，全凭自身之力与病魔抗争。她的丈夫张闻天既感心疼又急切不安，每日早晚两次透过窗户纸上的缝隙，向她投以关切的问候，轻声安慰几句，并将全部津贴交予警卫员，用以购买鸡蛋熬汤，以供刘英滋补身体。
刘英向警卫员询问：“闻天的五元津贴全部分给我了，他现在靠什么生活？”警卫员含泪回应：“他只能靠那碗红锅炒白菜充饥。”
刘英渐愈。
当时的陕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滴人，亦如刘英那般身患高热，然而他未能度过难关，不幸离世，年仅29载。
郭小川《延安生活杂忆》中忆及：
我于1940年底抵达延安。彼时，延安最具特色之处，莫过于延河两岸的男女青年。女大位于党校对面，每当晚饭后或假日来临，延河岸边散步的人群络绎不绝。女同志们身着蓝斜纹布的带耳帽，即便是在晴朗的日子里，她们也习惯将耳朵放下。其中，围巾的款式最为考究，色彩斑斓，仿佛在追逐着都市的时尚潮流。
“男士们最具代表性的服饰，莫过于那件朴素的白色短皮袄，搭配着布料或毛线的围巾。而当年所发放的鞋子，品质上乘，乃是一双高筒式的黑色布棉鞋。”
坦白讲，在这段时期，自由主义的思潮逐渐弥漫开来。人们热议的话题，非文学与爱情莫属。文学与爱情，二者相辅相成，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词汇，它们代表着“灵魂的美丽”，象征着“文学的韵味”。
奔赴延安的青年群体，主要由中小学生和知识青年组成，他们纷纷涌向文学领域，使得延安短时间内涌现出了两百多位诗人。只需在报纸上刊登几首诗作，便能跻身诗人行列。1940年，延安的大诗人萧三曾指出：“在延安，青年人所创作的诗歌数量尤为众多（如文学刊物《大众文艺》中，诗歌所占比例高达75%至83%）。文艺青年们聚在一起，不是赞颂某人的文章如何出色，便是批评某人的文章如何不可取。”
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不嫁老干部。但实际上， 很多知识女性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面临两难抉择。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这样描述延安女性的尴尬：
“连科长都结婚了么？”诗人们亦如此吟咏：“在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这里寻觅不到美丽的伴侣。”然而，在某些场合，她们也能听到这样的训诫：“你们这些看不起我们老干部的，称我们为土包子，若非我们这些土包子，你们怎能在延安品尝到小米？”
在江西，一位年逾四十的老红军，与一位来自城市的年轻女子喜结连理。这位老红军曾担任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在奔赴前线之际，他收到了那位女学生寄来的情书。信中末尾，她深情地写道：“我给你一个深情的吻。”
部长手持信件询问信使：“她托我转交的物品现在何处？”
捎信人困惑：“没捎东西？”
部长指着信件道：“这不正是一件珍贵的礼物吗？这东西究竟是在何处找到的？”
这则故事迅速演变成“老红军”与“女学生”结合的典范佳话。
一位历经艰辛，最终抵达延安的浙江大学女学生，在组织的引荐下，与一位出身于佃农家庭的老干部结为连理。起初，这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子遵从组织的安排，每周六都会回到老干部的窑洞中，然而，常常是一夜无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
某日，她与夫君相约在月光下漫步，然而老同志却发表了一番看法：“这月亮有何特别，不过是个圆乎乎的烧饼罢了。白天辛勤劳作，晚上外出漫步又有何乐趣？”浙大女学生泪眼盈盈，悄无声息地离家，留下了一首诗：“嫁给不解风情的郎君，竟把皎洁明月比作烧饼；从此不再期待周末，良辰美景空度千金。”此后，她再未返回，即便组织努力说服，亦未能挽回她的心意。
官司打到毛泽东处，毛写诗回应女生，替老干部辩护：“春花秋月徒增感，天宫人间皆幻影；寒夜花影难御寒，饥馑之际一饼如金。”
在延安那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组织上积极倡导干部和官兵妥善处理个人生活。干部们普遍渴望寻找气质出众的伴侣，而要拥有这样的气质，自然离不开学习和知识的积累。米脂县，作为陕北地区的首富县，那里的绝大多数富裕家庭女儿都受过教育，因此，“这片土地便成了红军干部择偶的首选之地”。在军中，人们甚至将米脂县亲切地称为“丈人县”。
1938年的山西汾阳东南部，八路军685团的团长杨得志，手揣一枚铜板，恳请当地老乡引路，希望能购得些许鸡蛋。没想到，这笔交易竟使他收获了20斤鸡蛋。此后，一位淳朴的老乡，为尚未娶亲的杨团长介绍了一位佳人。姑娘容貌秀美，且已完成了高小学业，双方均表满意。然而，姑娘的父亲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彩礼须付100块钱。而杨团长所能提供的，最多不过是数百斤粮食，这自然未能满足对方的要求。
杨得志后来升任为344旅的代理旅长。在跨过汾河之际，他本欲携同那位姑娘同行，然而终究未能如愿以偿，主要还是因为囊中羞涩，未能凑齐那100元的银两。
女性资源短缺，男性间的竞争因此愈发激烈。萧军在与萧红分手后，曾与丁玲相恋，随后又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下婚约，最终辗转前往延安。
抵达延安之后，王德芬似乎又与萧三走得颇近。一次边区文协的会议中，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余人出席。萧军从靴筒中抽出匕首，猛地往桌面上掷去：“萧三，我要杀了你！”此言一出，众人皆感惊愕，面面相觑，气氛顿时变得紧张。
老实人艾思奇缓缓开口道：“萧军，若你有何见解，不妨直言，切勿行为粗鲁。”言罢，萧军方才收起了手中的匕首。
1938年，年仅十六岁的何鸣踏入抗大校门，便迅速成为了众人仰慕的对象。在众多追求者中，抗大队长兼教员聂凤智脱颖而出，这得益于他不久后还兼任了卫生所所长，从而与何鸣护士有了更多“正当”的交往机会。
聂凤智的言辞诚挚而坚定：“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你也同样，我们同属党的忠诚儿女。我们俩均无传染之虞，出于内心的自愿，选择携手同行，彼此之间绝无任何强迫之意。”
聂凤智自15岁参军以来，每逢战事便激情满怀，身负11处枪伤，累计负伤达8次。何鸣评价道：“他作战勇猛，单是这份勇敢就足以赢得众人的喜爱。”
在1940年的元旦佳节，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何鸣喜结连理于晋察冀，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亲自主持了这场婚礼。席间，他们品尝了简朴的大白菜豆腐，场面却颇为热闹。
何方回忆：
“自整风运动启动，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似乎逐渐消退。在整风的过程中，不仅不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连那些曾经投身理论研究的学者们，也纷纷进行自我批评，仿佛未曾涉猎理论者反而显得更为清白，至少无需承受检讨之苦……”
即便是部分资深干部，例如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首道，为了彰显与教条主义的彻底决裂，竟将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抛掷于窑洞之外……曾经被视为极为匮乏的马列文献，此时却变成了无用之物，多余的负担，于是有人将其携带至南门外的新市场，以废纸之价，论斤出售。
师哲揭露康生夫妇。
他们的一切工作和生活琐事，均由秘书全权负责，甚至连洗脚、洗澡也不例外。在伙食标准与中央领导同志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康生还提出了诸多独特的要求：他只穿狗头牌的袜子；地毯则源自中亚的珍贵之物；衣物（尤其是大衣和外套）必须选用莫斯科本地制造；办公桌上更是不可或缺地摆放着各式干果，如花生、核桃、杏仁以及柿饼等。
尽管如此，他依旧频繁地向他所负责的社会部倾诉苦衷，以期获得特别的关照。
延安被誉为革命圣域，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却意外隐藏着康生这样的“隐秘之地”，这难道是真的吗？然而，这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他偶尔沉醉于咖啡的香醇，有时则品味美酒的甘甜，尽管饮酒并不频繁，但他酒量颇丰……因怀才不遇而借酒消愁，他邀请米大夫至寓所，取出了珍藏已久的法国、英国佳酿，整日畅饮，直至深夜，二人皆醉得人事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