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战犯

在华国锋部长的大力领导下，公安部全面推进了“特赦战犯”的各项工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自1959年起，我国对部分国民党及伪满洲国的高级战犯实施了六次特赦。到了1974年年底，毛主席作出指示：“仍有一批战犯，在持械投降后已被囚禁二十多年，继续关押有何必要？应予释放，使其享有自由。”次年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了核心小组会议，专门研究并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最终决定释放所有在押的战犯。

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统战部、中央调查部以及新华社等相关部门领导齐聚一堂的会议上，华国锋同志秉承毛主席的教导，下令公安部着手整理战犯名单，并将首要任务明确为查清国民党军队军级以上、地方局级以上的战犯名单。同时，他强调各相关单位需积极筹备特赦前的准备工作，并周密规划特赦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安置事宜。

3月17日，人大常委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正式作出了对全体在押战犯实施特赦的决定。紧接着，次日，新华社迅速播发了这一重大消息，宣告在押战犯将获得全面释放。此次特赦涉及战犯共计293名，其中包括蒋军军官219名，国民党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洲国战犯2名，伪蒙古自治政府战犯1名。获释后，战犯们获得了公民权，拥有了行动自由，并且可以选择前往台湾。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派出专员至各战犯管理所，宣布了特赦的决定。3月21日，获释的战犯们陆续汇集到了北京。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宣读了国务院发布的特赦令。3月22日，组织了战犯们的参观学习活动，并让他们与亲友会面。直至4月2日，战犯们被分别安排至各省市进行妥善安置。其中，有10人选择前往台湾与家人团聚，他们在4月14日抵达香港，但遗憾的是，台湾方面却拒绝接纳他们。这一决定导致了61岁的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在香港自杀，留下了一幕悲剧。

在后续对释放战犯名单的复核过程中，我们揭露了若干未被纳入的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是曾因劳作被调离战管所至农场的战犯，以及自1962年至1965年潜入我国境内后被捕的武装特务及其船员，总计达144人。中央政府决定对这些被忽视的战犯和被俘的武装特务实施新一轮的宽大释放。9月22日，新华社对外公布了对上述人员进行全面宽大释放的消息。9月25日，他们纷纷抵达北京。其中，65人选择了前往台湾与亲人团聚，他们分批经香港抵达台湾。其余人员则被分配至全国各地接受安置。另外，还有4名日韩籍特务被遣返回各自国家。

在华国锋同志出访西藏之际，我肩负起推动特赦工作第二阶段的重任，并荣幸地获得了邓小平同志的明确指示。截至1975年10月，两批战犯的特赦事宜得以圆满完成，所有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均获得释放，并得到了妥善安置。

筹备专业会议

华国锋强调，在加强日常业务管理的基础上，公安部应提高专业会议的召开频率，同时应尽量避免举办大范围的全面性会议。

1975年的上半年，桑同志率领一支干部队伍南下广州，进行实地调研，其目的是为即将召开的侦察工作会议做好充分的筹备工作。与此同时，边防局的干部们则奔赴黑龙江，开展蹲点调查，以期为即将到来的边防工作会议做好准备。而我与祝家耀同志携手，带领干部团队穿梭于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深入基层，实地考察治安工作的实际状况。到了8、9月份，铁道部和公安部共同举办了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以及铁路系统公安局长均齐聚一堂。华国锋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会上，江苏宿迁在教育管理流浪人员方面的成功做法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赞誉，并在华国锋同志的批准下，决定在江苏宿迁举办一场现场工作会议。

由于于桑与祝家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工作观点存在重大分歧，侦察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一直未能顺利推进。进入11月，随着全面“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正式展开，侦察工作会议未能按照既定计划召开，其他专业会议虽已进入筹备阶段，却同样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被迫推迟。因此，1975年的诸多工作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转而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我国正处于全面整顿的关键时期，公安部正加紧筹备召开一系列专业会议，议题涵盖侦察、边防以及宿迁治安工作。然而，同年寒冬，毛主席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支持邓小平同志的工作转向对其批判，并发布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

1975年11月，毛主席针对刘冰副书记就迟群、谢静宜所提出的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后，同月，中央迅速召集了一次座谈会，邀请了党政军各部领导出席，我亦受邀与会。在会上，华国锋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清华大学所遭遇的困境并非孤立事件。实际上，它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对立，这种势力正是右倾翻案风的代表。”紧接着，中央发布了第23号和第26号文件，虽未直接点明，但已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了批判。自此，一场全国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展开。

周总理1976年1月8日逝世。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则重要通知：主席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将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一职。此外，鉴于叶剑英同志因健康原因需要休假，军委的工作将暂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

1976年2月5日，有关打招呼讲话的要点已全面传达至党的各级组织。

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说：“当前主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推向全国。)

对于“文化大革命”，社会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对其成果表示赞同，另一种则坚决主张对其历史进行清算，梳理清楚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账目；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不仅存在于社会的外围，甚至可能在党内潜藏，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者，即所谓的“走资派”，仍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随后，在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并同时转发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中共中央[1976]的第4号和第5号文件。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名为“教育大辩论”的运动，针对“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大纲领发起了批判行动。

“公安部内部部分同志的思想存在障碍，我们需要开展调查研究，通过批判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解决干部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公安部应当起到模范作用，一旦批驳得当，将对下属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提到：“刘复之在信中提到，在其被保护审查期间，曾威派人于其住所安装窃听器，矛头直指我。在批判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应结合他的实际情况。”华国锋进而指示：“你们查阅一下今年的文件，记得在铁路治安会议上我所作的讲话稿中提到的‘三项指示为纲’，届时你们要对我提出几点反思。”

中央领导与华国锋部长的指导方针明确强调，绝不允许文化大革命遭受任何形式的损害。正如在部门内部就清算旧账与反清算旧账的讨论中所指出，我们应当首先坚持文化大革命所倡导的理念和采取的措施。

依照华国锋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迅速通知了未能出席的核心小组成员火速归队，桑同志从广州、凌云同志自江苏宿迁、杨贵同志自大寨等地相继返程，旨在共同研究如何切实执行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并部署公安部内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具体行动方案。在此过程中，原定举行的多项专业会议筹备工作不得不暂时搁置，原计划在宿迁举办的治安工作现场会议亦因运动抓捕重点的转移而被迫无限期推迟。

12月28日，我因持续高烧不退，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在住院期间，杨贵同志临时代理了核心小组的日常工作。某日，杨贵与祝家耀因对如何将批判右倾翻案风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产生分歧，特地来医院征求我的意见。杨贵主张重点批判刘复之，而祝家耀则倾向于批评于桑。我支持了杨贵的看法，并承诺将严格按照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将批判的重心放在刘复之身上。另有一次，杨贵来医院时告知我：“有一件事需要告诉你，王洪文副主席希望我和祝家耀将部内情况整理成一份材料提交给他，此事拖延已久。政治部已经整理了一份材料，我想转送给他。”但他并未透露材料的详细内容以及事前的具体安排。尽管王洪文并非公安部的直接负责人，但他要求两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协助，对此我不便过问，只能予以默许。数日后，杨贵再次来告：“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仅将材料送给王洪文副主席还不够，我决定也转送一份给华国锋同志。”然而，这份材料最终并未让我审阅。1976年1月26日，我出院后，杨贵再也没有提及此事。我深知华国锋已经审阅过。作为部长，他了解情况便已足够。

1976年2月25日，中央适时召集了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分批次举行会议。在会议进程中，与会干部被安排前往清华大学进行大字报的现场观摩。此前，部门内部已有同事提议组织干部前往清华大学参观大字报，然因当时尚未接到上级的正式通知，我对此建议并未予以批准。然而，当我目睹中央精心安排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负责干部参观活动后，我决定同意政治部挑选部分干部参与此次观摩。不久，国务院发布了一项通知，要求各部委组织干部进行清华大学的参观活动，公安部随即开展了此项活动，我亦亲自参与了其中。

1976年三月，中共中央颁布了编号为[1976]的第4号与第5号文件，其中再度重申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原则，并明确要求“限制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文件亦指出，部分资深同志的思想尚未完全超越民主革命时期的束缚，同时提出了“资产阶级势力亦可能潜藏于共产党内部”的论断。

【华国锋指示“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领导首先要转好弯子，带头进行批判”。还指示“在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解决公安部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广大干部团结起来”。经核心小组讨论研究，决定先组织局以上干部学习，然后全体干部学习，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要求联系实际开展批判。联系实际中批判了刘复之、于桑和几位老局长。在公安部第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上，为了响应华国锋“领导首先要转好弯子，带头进行批判”的指示，凌云、严佑民带头发了言。我也集中了几位同志起草我的发言稿。后来因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没有再开大会，发言稿没有写成，也就没有发言。

关于“天安门事件”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恰逢我那时正在北京医院接受治疗，我有幸参加了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和守灵仪式。周总理的治丧规格相对较低，这让许多住院的老同志纷纷表示不满，我也深感忧虑。在医院中，我遇到了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便向他表达了心中的关切，并恳请他将我的意见转达给华国锋同志。当时，我尚不知晓“四人帮”的阴谋。

周总理卓越的品质与崇高的威望，使他的逝世引发了民众无尽的哀思。1976年清明节时，全国各地的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以多样的方式纪念周总理，表达对逝者的深切怀念。在此过程中，公众亦纷纷表达了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强烈不满。

自三月中旬起，华国锋同志便迅速转发了王洪文同志就福建陈佳忠致其信件所作的批示。在批示中，王洪文同志提议：“建议公安部派遣专人调查该反动诗词的来源。”华国锋同志紧接着作出回应，强调“必须立即派遣人员，协助省委查明反动诗词的来源”。基于这一指示，我委派部边防局的干部侯西斌、黄斌奎同志前往福州，展开调查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这是我第一次接到中央交由我处理的此类文件批复。来函采用了一首古风诗词作为媒介，内容中缅怀周总理，同时隐含对江青与张春桥的讽刺与抵制之意。王洪文和华国锋在批件中明确表露了立场，这也在我心中确立了基调。

三月末，南京的青年学子与工人群体，对《文汇报》于3月5日取消周总理对雷锋同志的题词，并在后续文章中隐晦地攻击周总理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自发组织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并在公共场所张贴了质询《文汇报》及抗议江青集团的大字报。江苏省公安局来电咨询应对措施，我指示他们应通过省委直接向上级中央汇报。随后，我们收到了中央发来的关于“南京发生政治事件”的紧急电文，我随即通知江苏省公安局，转达了中央的电文内容。不久，江苏方面再次来电汇报，称从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车厢内出现了诸如“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等醒目的标语。

我始终坚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中央的决策与行动无疑是正确的，任何对毛主席及其领导党中央的反对行为，我都坚决认为是不当的。追溯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便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肩行动，共同发布指令。尽管我有所听闻江青一伙的专横之举，心中仍存疑虑。然而，鉴于江青与毛主席之间特殊的关系，我始终认为她体现了毛主席的意志。林彪集团覆灭之后，尤其是“十大”会议之后，毛主席将江青一伙置于党中央的核心位置，他们的权力不断扩张。他们频繁以毛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这种做法极具误导性。尽管毛主席曾明确指出江青一伙是“四人帮”，但这一指示并未及时传达至我们。除非是中央文件或报纸公开确认的信息，否则我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保持怀疑，生怕犯下错误。对于江青一伙操控的舆论工具所进行的宣传，我将其视为党中央的立场。这些标语是极具反动性的，我们必须教育群众不要上当受骗，并要彻查背后的策划者和首要罪魁祸首。

3月31日，在核心小组的会议上，华国锋指出：南京发生了一起政治事件，且与北京有所勾连。你们必须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天安门的情况尤其要予以关注。首先献上花圈的，是前来上访的公安人员，我们必须查明此人，确保公安部下辖单位不参与在天安门献花圈的举动，亦不可参与其中喧哗。天安门闹事的现象不容忽视，该地就在你们的视线之内，你们有义务及时向中央汇报天安门的情况。

我们即刻将相关信息传递至各局及下属部门。得知329厂向天安门敬献了花圈，我认定该厂领导未能切实执行华国锋同志的指示，于是立即召集了329厂的负责人，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自三月末起，首都市民自发地汇聚至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花圈，吟咏诗词，以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哀思。至清明佳节，即4月4日，数十万民众云集天安门，他们或是整齐列队献上花圈，或是低声吟诵悼念的诗篇，或是公开发表感言。期间，亦涌现出一些针对江青、张春桥的诗词和标语。中央政治局对此展开了讨论，认为这股行为背后是反革命势力煽动民众，试图借此机会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正确方向。当晚，北京市政府对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和标语进行了全面清理。

“天安门事件”的清查处理是中央交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公安局负责的。第一个送花圈的人由北京市公安局找到并拘留。公安部按华国锋指示，这期间每天派十几个人到天安门广场了解动态，核心小组成员也轮流到天安门广场观察情况，随时将观察到的情况向华国锋汇报。

4月4日的黎明时分，祝家耀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王洪文在拂晓之际与他一同来到了天安门。王洪文叮嘱他将广场上的诗词拍摄下来，声称这将对今后的破案工作有所帮助。祝氏随即向市局报告了这一情况。我深知，祝家耀与王洪文曾在上海并肩作战，两人都是造反派的一员。作为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直接向他发出邀请，我并未多言，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毕竟，我并无权对此多加评论。

鉴于中央领导不便亲临现场指导，我们决定采用摄像机来捕捉现场的实时状况。若中央领导有此需求，相关视频资料可以随时提供。对于祝家耀的提议，我并未过多臆测其动机，但鉴于这一举措确实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广场的最新进展，便于迅速向上级汇报，我便毫不犹豫地赞同了他的建议。

我曾误以为摄像技术相当简便，实则当时所依赖的设备实则颇为简陋。这是一款专为边防任务设计的远程摄像机，其体积庞大，不得不置于历史博物馆的楼顶才能进行拍摄作业。鉴于历史博物馆位于卫戍区，我们若想登顶拍摄，必须获得吴忠的许可。我们事先与吴忠取得了联系，并向汪东兴进行了汇报。但汪东兴指示我们需要将情况上报至华国锋那里。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找到华国锋。就在此时，摄像机突然出现故障，急需维修。

我与于桑、祝家耀、张其瑞等同仁首先抵达了位于广场南侧的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紧接着又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目睹广场上混乱不堪的景象，我不禁心生忧虑。午休过后，发现指挥所门口的汽车已被焚毁，这使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随即，我拨通了华国锋的电话进行汇报，电话由他的秘书接听。同时，我也要求人民大会堂的刘健向汪东兴进行报告。离开人民大会堂后，我与祝家耀一同前往卫戍区，拜访了吴德、吴忠、刘传新三位领导。他们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宣传车被推倒、送饭车被砸的情况。他们告知我们，中央已经发出指示，要求晚上采取行动，吴德正在草拟讲话稿。我深知晚上的行动无需我们参与，于是便返回了部里。

返程之际，摄像机已得到精心修缮，摄制组也换上了军装，但华国锋的行踪依旧神秘莫测。夜幕低垂，吴德已经开始致辞，我便答应将设备移至历史博物馆进行录音。事后，观看录像的知情者告诉我，画面模糊不清，几乎难以辨识。

4月5日傍晚六点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通过广播发表重要讲话：

“天安门广场出现不法分子，肆意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行为……革命群众应立即撤离广场，切勿被其误导。”至当晚十点半，一万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对广场进行了彻底清理，并对滞留在广场的民众进行了驱赶和拘捕。

4月7日电台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一、根据毛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中共中央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毛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追查“谣言”

“天安门事件”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部署公安部负责追查“谣言”。

若追查谣言涉及领导干部，应如何处置？华国锋同志明确指出：“无论追查至何人，都必须追查到底。”据此，核心小组遵照华国锋同志的指令，草拟了“电报通知”初稿，并由华国锋同志亲自批准。公安部将“打击谣言”作为首要任务，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打谣”活动。

自三月月中旬起，王洪文和华国锋两位领导便指示，要求我们对福建省出现的所谓“反动诗词”展开深入调查。自四月至七月，我们陆续接到大量材料，这些材料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转批，中央各部委上报，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报送，均被称作“谣言”。其中，部分材料被退回至各部委处理，其余则被批转至各地公安部门执行。对于上级的批示，要求我们派员提供协助的，以及各单位提出协助请求的，我们都迅速派遣干部予以支持。例如，针对科学院半导体所对冯应章（与邓楠有所关联）进行的“追谣”审查，纪登奎和孙健两位领导曾批示要求我们派员协助，我对此予以执行。至于三机部303所对与邓朴方有关联的康辉进行的审查，则是基于该部上报的材料进行的，我对此表示认可，并同意该部自行开展审查工作。

在“追谣”行动中，我接到来自329厂负责人路群的报告，他指出该厂员工傅凝曾造访叶帅宅邸，并向其出示了一则所谓的“总理遗言”。这一情况让我知晓，329厂内有一位叶帅亲自抚育成才的傅凝。鉴于此事不宜公开，我指示路群私下与傅凝交流，并严令其不得将此事透露给他人。路群随后以信件形式向我汇报了交谈内容，我仔细阅读后，将信件妥善保管于文件箱中。原本打算归还路群，却因他前往上海就医而暂时搁置。这封信件自始至终未曾有人查阅，而此事也从未对外披露。此后，祝家耀派遣工作组赴329厂调查，不知他们通过何种途径获得了这一信息，并将傅凝的情况上报给了王洪文。

五月初夏，核心小组在会议中向华国锋同志汇报了关于谣言的调查进展情况，同时传达了民众对“四人帮”普遍的不满情绪。华国锋同志随即指令公安部将调查重点转向“总理遗言”的追查，并要求全体人员加班加点，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工作中。我请教他是否应继续追查其他谣言，华国锋同志回应说：“只要我们紧紧把握住追查‘总理遗言’这个核心，其他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核心小组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集中力量追查“总理遗言”，以此为契机推动对其他谣言的深入调查。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调查的基础上，关于“总理遗言”的线索和目标逐渐指向杭州。华国锋同志再次指示，核心小组成员必须亲自前往杭州进行现场督促，并规定必须在一周内破案。鉴于时间紧迫，华国锋同志还特别强调，若乘坐火车无法及时赶到，则应改乘飞机前往。据此，核心小组决定派遣祝家耀同志前往杭州执行这一重要任务。

5月19日，中央通知我和祝家耀去汇报。在政治局会上由祝家耀汇报了到杭州追查“总理遗言”的情况。汇报到“总理遗言”的执笔人李君旭等已被拘留时，张春桥说：“你们现在查到的都是浮在水面上的，沉在水底的你们没有发现。”有人（是谁记不清了）附和道：“这些人是有后台的。”当汇报到“天安门事件”中出现的一些传言时，汪东兴说：“有些受冲击的老同志对发生‘天安门事件’幸灾乐祸，杨尚昆买酒庆祝嘛。”会上决定在杭州逮捕8人，名单是华国锋提出的。为了保密，决定由汪东兴通知铁道部安排一节包厢列车，把拘留的人从杭州送到北京。

依照政治局委员的职责划分，各类材料需分别递送。国务院各部委提交的材料，由纪登奎同志负责接收；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的材料，则由姚文元同志负责收悉；中组部的材料，交由张春桥同志处理；统战部的材料，则由吴德同志接收；至于军队的材料，则由陈锡联同志负责。据此，我依循这一分工，将相应材料分别送至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吴德等同志手中。会议进而作出决定，全国范围内应持续展开批邓反右运动，并终止群众性的“追谣”活动，将“追谣”工作纳入公安部的日常职责范畴。华国锋同志指示公安部发出电报通知，我随即遵命执行了这一任务。

【文革后期党内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我这一级干部虽为高官，但上不知“宫内事”，下不明百姓心，只为了全力以赴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作为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对自己已经身处悬崖边沿还浑然不知。

公安局长座谈会

1975年10月，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将负责看押犯人的县市地方武装警察力量移交至公安部门管辖。紧接着，公安部和总参谋部联合举办了一次会议，会议邀请了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局长，以及各大军区和各省军区后勤部长共同参与，旨在讨论和解决武装警察所需的物资供应问题。

1976年5月5日，部核心小组的会议中，华国锋同志明确指出：“毛主席关于‘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我们不清楚资产阶级究竟藏身何处，其实它就潜藏在共产党内部……’的最新教诲，为公安系统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同志们必须深入进行探讨。”他接着提出，在总参的支持与配合下，应即刻召开武装警察供应工作会议。会议落幕之后，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局长需留下，参加座谈会，共同研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并分析当前敌情。他特别强调，座谈会应当首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中发[1976]第4号、第5号文件。

本次会议，将有省、市公安厅（局）的领导出席，而各单位的民警处长则需返岗履职。与此同时，各厅局的办公室主任亦将被召集至会议现场。本次座谈会着重于深入分析敌情，并严格按照华国锋同志的指示精神执行，即会议应减少对具体业务的过分关注，转而强化思想性的讨论，深入学习4号、5号文件，并深刻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导理念。会议将以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存在于共产党内”的论述作为行动指南。另外，座谈会将由核心小组统筹领导，由凌云、张其瑞同志负责会务事宜。核心小组成员（除杨贵同志受中央委托赴河南主持工作组工作外，其余成员均在部内）应积极投入到各小组的讨论中，广泛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同志的见解，并定期召开按地区分组的召集人碰头会。

1976年6月14日，一场盛大的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盛大召开。

起初，我对核心小组所确立的基础议题进行了动员性讲话。紧接着，我们便开始着手学习中央发布的第4号和第5号文件，并对此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重点围绕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亦存在于共产党内”的最新重要论断。

学习讨论中，大家话题多在对“天安门事件”和“追谣”以来社会上的种种情况、现象、传言的议论上，与会的同志提出了“这样泛泛而谈没有重点”，经召集人碰头会上汇总，秘书组把大家议论中提出的问题归纳为以下5个主要问题： 。)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雨岁月里，我们必须清晰界定何者为我之敌，何者为我之友。

党内与资产阶级、反革命有何联系？

敌方散布的虚假信息在社会上拥有庞大的受众基础，甚至在内部也存在着不小的追随者。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深入挖掘谣言的迷惑力所在。

在应对当前复杂的斗争环境时，公安机关需重新审视其应对策略，确保精准定位斗争的核心目标，并探索运用创新性的斗争方法。在对抗党内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应依靠何种力量发起有效的攻势？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何有效地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公安机关进行深入思考和妥善解决。

在党内，资产阶级分子需在党委的领导下，与公安机关密切协作，共同开展各项工作。

在召集人的碰头会上，我逐一高声朗读出这些问题，并激励大家继续展开深入的探讨。

在随后的会议研讨中，关于是否以及如何对党内走资派展开侦查的问题，形成了主要的意见分歧。一部分人坚信，走资派已演变为党内资产阶级，理应受到侦查；而另一部分人则提出，鉴于走资派的行为可能对社会治安造成影响，侦查工作应在治安领域内展开；此外，还有观点坚决反对在党内开展侦查活动。

我明确指出：历史上我党内的路线之争，始终是毛主席亲自揭示的，并非源自情报侦察。在党内，我们不应依赖侦察手段，若各位同仁持有不同的观点，完全可以通过深入讨论来持续交流。

在核心小组的会议中，祝家耀提出了一个旨在终结会议的建议，即编制一份“会议纪要”。这一提议迅速赢得了与会人员的广泛认可。考虑到华国锋先生因日程冲突未能出席，且在定期提交的简报后尚未获得他的反馈，我建议我们应当准备一份“纪要”，以便他能够审阅并给出指导意见。在核心小组的深入讨论后，一致决定由凌云同志承担起草这份“会议纪要”的重任。

“‘走资派问题’实质上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体现。”我再度提出请求，希望华国锋能在会议临近尾声时给予指导，然而他只是回应道：“由你们自行总结，会议便可告终。”同时，他还提及：“华国锋同时担任部长一职。”我将华国锋及其秘书的言论如实向核心小组汇报。当时，众人对于“华国锋身兼部长”的说法均感到疑惑不解。

秉持中央4号、5号文件的精神，并遵循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存在于共产党内”的指示，以此为指导来剖析敌情，这是华国锋部长的明确要求。以此为研讨的中心，导致对性质迥异的两种矛盾的辨识变得模糊不清。在会议的进行中，我的思维始终被华国锋指示所确立的基调所束缚，未能进行深入的思考。面对华国锋及其秘书在电话中突然改变的语气和含蓄的暗示，我未能准确把握并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核心小组中，也无人提出新的观点。

核心小组重新细致研读了中央发布的第4、5、12号文件，并围绕如何圆满结束会议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与会人员严格遵守了“有始有终”的会议纪律。会议最终决定，取消“纪要”的编制工作，我负责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而文稿撰写则交由凌云负责。讲话稿是在对“纪要”内容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我们删除了“纪要”中诸如“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等敏感语句，但整体立场并未发生改变。未曾料到，这一决定日后竟被定性为我“将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的罪名。

毛主席把反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提法进一步上升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已造成党内思想极大的混乱。华国锋又说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给公安部门提出了新课题”，要我们召开公安局长座谈会。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经毛主席最新指示推动达到又一高潮的背景下，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对以毛主席这一指示为会议的指导思想研究敌情，没有什么分歧意见。公安部门是专政部门，华国锋授意讨论这个问题，本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公安战线上把党内走资派与研究敌情连起来，是严重的错误。当时认识不到，是我政治思想水平低。党的宣传媒体天天灌输“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等极“左”论调，对我影响很大，以致不能谨慎分辨上面指示中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已经混淆。这是我在公安部十年中最深刻的教训。

结尾

1976年9月9日，敬爱的毛主席离开了我们，我有幸被选入治丧委员会，并亲自参与了守灵仪式。这标志着我在政治生涯的舞台上画上了句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为了保存毛主席的遗体，华国锋让刘湘屏找我，要我向外省市的公安部门找几个个头大的死刑犯尸体交卫生部门做试验。10月2日，我去华国锋住地汇报，请示对外省公安部门的来人怎么讲法，华说就讲“科学实验”。接着他问我对“天安门事件”怎样看，我说：有的是诚心诚意悼念周总理的，大多数是看热闹的，闹事的是少数人。他说：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接着他问我杨贵和祝家耀工作的情况，我说：他们的工作都很积极，杨贵工作上较老练；祝家耀看问题有些偏激。我建议有机会让他们出去看看（当时有罗马尼亚、朝鲜的公安部门邀请我们回访），过去在基层缺乏对外界的认识，出去看看对他们今后工作有好处。他说：“不见得。”他又问我是否安心在公安部工作。我因曾数次提出过要求回部队或者去别的生产部门工作，他都没同意。只好说“在一天就兢兢业业干一天”。

中央派遣了马天水、王秀珍等同志赴京，马天水同志作出承诺，上海局势将得以保持稳定。同时，上海另一造反派领袖亦表态，当前局势完全在掌控之中。随后，纪登奎同志向众人展示了一封毛主席亲笔撰写的、未曾公开发表的信件副本，并说明：“这封是毛主席写给华国锋同志的，他一向谦逊低调。如今，华国锋同志已担任党的主席。”他最后提醒大家：“祝家耀同志需要特别关注。”至此，我们方才察觉到纪登奎同志早已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透露给了杨贵同志。

归部后，我与杨贵共同商议了针对祝家耀的监控计划，最终决议委派杨贵的秘书进行秘密的监视。

次日，于5号楼举办的办公会议上，我才得知于桑与严佑民已前往中央处理“四人帮”专案。杨贵接到于桑的电话后，特意指派了六位干部参与此事。在审阅名单之际，我建议是否可以依照军队、干部、群众的比例重新调整人选，然而杨贵并未接受我的提议。最终，我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依照于桑的提名对干部配置进行了调整。当时，我竟然对中央未经我同意便直接派遣他人安排工作一事毫无察觉，甚至并未对此给予重视。

在11月之初，湖南省公安厅提交了一份关于反华国锋的调查文档至我处。遗憾的是，这份文档放置在办公桌上已超过三天，我方才得闲仔细研读。审阅完毕，我不仅指示他们必须迅速严肃处理此案，而且立即拨打了华国锋主席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他的秘书，她回复说：“华主席已经处理过了。”紧接着，他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质问：“你是否仍记得华主席？”作为一位始终遵守组织纪律、一直尊重领导的干部，此次经历对我的情绪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让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既然杨贵和祝家耀曾是中央学习班的同学，且一同被派往公安部，长期共居，彼此相当熟悉，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祝家耀揭露杨贵的问题，为何反而暗示我的问题更为严重？

1977年五月，我遭遇了停职审查的境遇。直至1983年十二月，公安部才将对我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正式上报中央审批。该报告由刘复之同志亲自签署。接着，在1985年一月，中央书记处对其进行了认真的批复。

历经47年的光荣岁月，我不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投身于军旅生涯，将党的身份与军队的荣誉视作生命中最宝贵的政治资产。然而，如今这一不幸的命运降临，我的党籍与军籍被无端剥夺，每月仅能领得150元的生活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