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较2010年高峰减少约4500万，预计2040年将进一步降至7.8亿左右（当前为8.9亿）。这将导致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招工难”，企业外迁（如迁往东南亚）加速，国内产业空心化风险上升。

老龄化必然会削弱社会创新活力。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2023年的14.9%。2035年将达到20%以上。劳动力结构老化将降低技术迭代速度，新兴产业发展受限，加剧经济转型难度。

现行“现收现付”社保制度依赖代际转移支付。若生育率维持1.3以下。抚养比恶化。从当前1.9个劳动力养1位老人（57%），降至2040年接近1：1（66%以上）养老保险基金2022年已出现5500亿元缺口，部分省份养老金或于10年内耗尽。

65岁以上人口规模将从1.9亿增至2045年3.5亿，慢性病护理、临终关怀等需求激增，医保支出压力加剧。

生育率下降还必然导致内需市场持续萎缩。 有一个公式是这样的 消费规模=人均消费×人口总量。

首先是儿童产业（教育、母婴、玩具）首当其冲。现在已经有很多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因生源不足大规模关闭（2024年仅出生954万，较2000年减少46.4%）房地产需求结构性下滑。适婚年龄人口减少叠加养老房产需求上升，很多房子都断腰售卖。

劳动力减少还会推高企业的人力成本，也就会削弱一部分出口竞争力。同时老年群体储蓄率高、消费保守，进一步抑制内需。

小学数量已从1996年64.6万所缩减至2009年28万所。高校扩张难抵生源下降。2035年后高等教育资源过剩，教育质量差距扩大可能加剧阶层固化。极有可能高校都收不满人！

“421”倒金字塔家庭结构普遍化，独生子女面临“双亲赡养+子女养育”双重压力。农村养老问题尤为严峻，养老院覆盖率不足与家庭赡养能力弱化形成恶性循环。

农村年轻人口持续外流，留守老龄化比例高于城市，基层医疗、养老资源短缺问题凸显。 现行制度设计基于“人口红利”预期，难以应对少子老龄化叠加经济增速放缓的复合压力。政策调整滞后可能引发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危机。

低生育率是“发展病”，但其影响将渗透至经济、文化、伦理各层面。经济层面增长模式从“人口规模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但转型阵痛可能伴随长期停滞风险。

社会层面代际契约（年轻人养老人）失效可能引发价值观冲突，如年轻群体对社保制度的信任危机；

若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5（2023年为1.30），2300年中国人口或降至2800万，文明延续的物质基础受挑战。

需警惕“低生育率陷阱”。政策需超越单纯补贴，通过重塑分配机制、重建社会希望感（如减少就业内卷、保障劳动权益）从根本上修复生育意愿。

#生育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