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芳。

前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芳，其人生堪称传奇。他曾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对江青那些鲜为人知的丑闻了如指掌；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查工作。

往昔岁月，王芳凭借着职业的直觉，将诸多往事深藏心底。然而，时至今日，为了保存这份珍贵的史料，她毅然决然地追溯往昔，亲自口述了《王芳回忆录》（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而本文便是从这部作品中精选而来。

1954年三月末的某个午后，江青突然收到了一封来历神秘的匿名信。

匿名信发端于上海，经由浙江省交际处处长唐为平亲手转呈至江青手中。

江青在拆阅那封匿名信的瞬间，怒气冲天，脸上显露出一抹紧张与不安的神色。

次日，江青与我进行了一场上午的深入交谈。她坦诚，自青年时期起，她就成为一名怀抱进步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革命战士。她坚称，针对她的诽谤行径，实为少数别有用心者的所作所为，其背后潜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

江青出示匿名信。

我匆匆一瞥，便感到兴味索然，随即递过了那封信件。

江青严肃道：

“怎能无人看清真相？这显然是一封带有反动性质的匿名信。作为公安厅长，您有责任分辨真伪，立即侦破此案。有人故意编造谎言来中伤我，尽管目的隐晦，但实际上是在暗示对领袖的不满。”

此匿名信揭露了她在30年代上海的一段情感纠葛，以及她被捕后叛变的真实历史。信中记载详实，细节具体。写信人对江青的历史背景了如指掌。

鉴于写信人对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经历以及党内高层局势的透彻把握，她推断这位人物应是党内的高级干部，或许是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亦或是这些人士的配偶。

彼刻，我察觉到信中之人透露其往昔，无意间触碰了她的隐痛，实则是对她身为国家第一夫人后所展现出的傲慢态度深感不悦，因而借此向她传递警示与指责，敦促她收敛心性，切勿过于放纵。

当演员时的江青

江青匿名信询问。

“你熟悉扬帆吗？”

我未察觉她问题，随意答道：

于解放战争年代，我投身于八路军阵营，而他则加入新四军的行列。战事落幕之际，他荣任上海公安局局长，自此，我们之间的联系日渐增多，情谊亦愈发深厚。

听闻我提及此事，江青面色微显不悦，语气中夹杂着几分阴沉与朦胧，她说道：

“你是否了解他的旧名？他本名殷杨，而非扬帆。过去，他曾在国民党南京戏剧专科学校工作过。”

江青沉默了下来，周遭的空气仿佛凝固，气氛略显沉闷。她可能在心中揣摩，我是否已经知晓扬帆曾搜集有关她在上海的种种资料，并曾致信延安党中央的细节。

当演员时的江青

三十年代，紧随党的指导方针，我以记者的身份勇敢地扬帆起航，投身于上海“左联”发起的文化救亡运动中。

因此，他对于江青昔日在上海期间被国民党拘捕、选择自首变节的历史轨迹，以及她私生活里的诸多情事和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都了如指掌。

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的项英同志，得闻毛主席即将与江青喜结连理，本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与强烈责任感，毅然决然地着手搜集整理一份关涉江青在上海时期历史背景的资料。他以个人名义，通过加密电报渠道，向延安的党中央呈递了一份内容详实的报告。

报告直言指出：

“不宜与主席婚。”

本报告严格依照常规行文准则编写，并对资料来源予以特别标注——所述信息源自那位曾在上海领导文化救亡运动的扬帆同志，目前担任军部秘书一职。

遗憾的是，这份报告最终落入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手中。

擅长投机术的康生，基于其政治上的深思熟虑，将那份报告转交给了同样服务于社会部的江青。显然，毛主席并未对此报告进行审阅。

江青心怀怨恨，在康生的明示下，两次将扬帆送入监牢，以此宣泄其胸中之怒火。

江青在延安

1943年10月，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落幕，潘汉年同志，时任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肩负起审查扬帆历史问题的重任。在康生同志施加的重重压力之下，潘汉年同志坚决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确保扬帆同志在长达十个月的羁押之后，最终重获新生。

1955年的新春伊始，扬帆再次被拘押，身陷“反革命”与“特务”的双重指控，历经漫长的牢狱生涯，饱受无尽的磨难与折磨。

在此期间，潘汉年因庇护扬帆而遭受了莫须有的罪名，被迫成为所谓的“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领军人物，于1955年3月被逮捕入狱。直到二十余年后，“四人帮”的覆灭，潘汉年与扬帆才得以洗清冤屈，恢复名誉。

然而，潘汉年此时早已在劳改农场丧命，而扬帆亦因承受巨大压力而精神失常，以至于在他妻子儿女前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时，彼此竟已形同陌路。

毛、江延安行

谈完扬帆，江青问我：

“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现任浙江省妇联福利部的副部长，她曾是一位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地下党员。得益于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精心调派，她得以前往浙江，展开她的工作。

我的思维重新从对往日扬帆岁月的追忆中抽身，重返现实之境。我开口言道：

覃晓晴现供职于省妇联，我对其略有耳闻，然而交往并不多。据悉，她乃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干部。

当时我所知的仅是，扬帆在新四军军部供职期间，曾负责搜集并整理过关于江青在上海时期的史料。至于覃晓晴与江青之间是否还有其他鲜为人知的联系，我对此一无所悉。

不久后，我了解到，在1934年江青被拘押于上海时，覃曾与她同室而居，两人一同被监禁在同一牢笼内。

覃晓晴回顾起被捕的经过，揭示江青先行落入敌手，并在敌方面前透露了她的藏身之处。然而，江青事后反悔，辩称在她被特务逮捕之时，她实际上已经更换了住所。据此，覃晓晴并未被实际逮捕，真正被捕的应是另一位人物。

1953年，江青远赴苏联寻求医疗休养，期间于黑海之畔留下了若干珍贵的影像资料。

1934年春季，在繁华的上海，得益于我前夫高原——亦名夏纬——的介绍，我有幸与李鹤（附注：此乃江青当时所用的别称）相识。

彼日，我与李鹤均为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尊称她为阿姐，而她则对我昵称为小净。

那个深秋的一天，高原匆匆忙忙地赶回家，脸上带着紧张的神色，对我说道：“李鹤被抓了。”于是，我们立即做出了搬家的决定。

1934年的寒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的住所不幸遭到了拘捕。大约两周后，我们被法租界巡捕房“引渡”至伪上海市公安局的看守所。

特务多次将我押上楼，对我进行审讯。那时，我的内心充满了悲伤，终日泪水涟涟，哀嚎声不断。

“黑大个”特务问。

“不必烦恼，你不是小净吗？有人在想念你哦，你姐姐是李鹤吧？她刚刚提起你呢。”

还说：

“观之某些人，即便历尽老虎凳的严刑，最终还是落入了龙华监狱的铁窗之中。”

李鹤与他们迥然有异，她在此地逗留数日之后，便重新获得了自由。

她性格开朗，洋溢着无尽的活力，其京剧唱腔更是悦耳动人，曾多次为我们献唱经典选段。在分别之时，她慷慨地赠予我们一张价值连城的剧照。

话语落下，那特务便向我展示了一张大约二三寸的相片，上面李鹤身着戏曲服饰，宛如化身为《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形象。

1935年春，行将出狱之际，我被迫向特务机构吐露了有关我所熟知的“无名剧社”成员的情报，名单中亦包含了李鹤的名字。

江青（左三）在苏联

经深入调查，发现江青被羁押于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其接受审讯的场所设在公安局特务股的上层。执行审讯任务的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的成员赵耀珊，此人亦以“黑大汉”或“黑大个”的绰号著称。同时，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的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加入了此次审讯的行列。

事后，我才逐渐明白，江青得知我与扬帆及覃晓晴相识后，她的不悦之情溢于言表，脸上不时流露出一丝不自在的神色。

我对江青的性情可谓了如指掌。她心胸狭隘，性格猜疑。她自然会想，鉴于我与扬帆、覃晓晴的交情匪浅，或许正是这份亲密，让她怀疑我知晓了她那些不宜公之于众的往事。

面对她提及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特务赵耀珊，我的警觉性瞬间提升，于是选择闭口不言。

我洞悉，赵曾曾是负责审问江青的特工。江青心中余悸未消，深怕他仍旧活在人世。

我仅言，在南京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风云变幻之际，赵耀珊不幸遭遇枪决。她的面容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一片阴霾之中，但在那最后的一刻，她的嘴角却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几许笑意。

江青（左二）在庐山

江青返抵京城后，便即刻向毛主席汇报了匿名信事件，强调其性质之严重，敦促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全力侦破此案。

主席指出，此案并非反革命性质，或许是你工作态度不够谦逊，无意中触犯了某些人，因而招致了他们的不满和批评。

恰逢七届三中全会结束，旨在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问题之际。江青坚决主张将匿名信事件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紧密联系起来。她坚信，此事并非孤立个案，也非同志间单纯的私人不满或个人情绪的发泄，而是一场蕴含政治目的的政治事件。

随后，主席未再提出异议，这等于是默认了。

毛、江闲暇时

凭借主席的权威，此匿名信案（标为“18号案”）的调查工作亦随之升级。

鉴于匿名信封上显著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指示公安部门将调查的焦点对准上海的党政机关以及文艺领域。

不久，华东局在上海开会。

本次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亲自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亦莅临现场，此外，我本人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亦共同参与。会议一致决定，将这起匿名信事件定性为重大案件，展开深入侦查。

在会议中，经研究决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将全面负责“18号案件”，而上海地区的相关工作则由黄赤波同志牵头负责，至于浙江地区的责任，则由我承担。

在会议中，我们对案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将焦点集中在了那些曾在上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艺界的特定人物身上。

侦破工作在极度的隐秘中展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负责案件侦破，定期，每数日便需审阅一次案情汇报。

在那时，专案组陆续搜集了超过800份的笔迹样本，并对其进行了详尽的笔迹鉴定分析。

他们对那些笔迹与匿名信相似且对江青持有不满情绪的人进行了排查，并针对这些人展开了深入的侦查工作。仅是案卷材料就堆叠如山，多达五六包之多。

这些侦查对象中，便有曾为江青旧居房东家佣人的秦桂贞女士，她对江青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历颇为了解。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之妻朱岚，曾对江青表达不满，此言论亦使她成为了被怀疑的作案嫌疑人。

案子拖延，尚无结果。

毛、江与员工

当时，被侦查时间最长且疑点最多的，乃是前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配偶曾菲。

事件起因于她的丈夫赖少其。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出一项议案，倡议组织对贺子珍的生活提供关照。

江青对贺子珍怀有极深的仇恨。公安部门在调查赖少其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颇为亲密，并对贺子珍的境遇表示出深切的同情。此外，她对毛泽东在1952年上海未能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会面一事，亦有所不满。

赖少其恰在华东文委任职。

在向柯庆施作了详细汇报后，柯庆施分析认为，曾菲具备实施作案的条件，并拥有相应的思想基础。

公安部门随即调取了曾菲的笔迹样本。经仔细鉴定，结果显示，曾菲的笔迹与匿名信中的笔迹呈现出极高的相似度。由此，曾菲成为了警方重点怀疑和审查的对象。

尽管对曾菲实施了多次隐蔽的调查，却始终未能搜集到任何确凿的证据。

在这段时间里，江青屡次催促，显然她对案件久拖未决，心中颇感不悦。

上世纪50年代

林伯渠、朱明在苏联。

直至1961年，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真相大白，揭露了那些匿名致信江青之人的身份，竟是林伯渠的夫人朱明。

林伯渠先生不幸离世后，朱明同志致信中央，就林先生身后遗留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汇报。经核实，两封信件上的笔迹竟完全相同。

朱明承认写信并自杀。

即便朱明已不幸离世，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那“四人帮”依旧将他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同志的个案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最终得出结论：

朱明在致江青的信中明确指出，信件内容并无任何错误，此前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乃是一项错误的指控，纯属冤屈。该案亟需平反昭雪，以恢复其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