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后遭到软禁；有人认为，张学良本不该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如果不送的话，也不会有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然而，话说回来，即便不去送，张学良往后的日子就能好过吗？就不会遭受打压排挤了吗？归根结底，张学良名义上依旧隶属于蒋介石的统治，仍需服从于蒋介石。试想，如果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不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他的命运将会怎样？

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关乎历史决策的复杂性以及个人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无论张学良是否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他都可能陷入困境，“名义上依旧隶属于蒋介石的统治”这一表述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所以，张学良是否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历史假设问题。从短期来看，不同的选择或许会导致不一样的后果，但从长远来看，张学良命运的走向确实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结局的悲剧色彩也许难以从根本上改变。

因此，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先剖析张学良不护送蒋介石的可能情形，再对比实际发生的历史进程，最后总结这种历史抉择的必然性。下面从军事、政治、人际关系和舆论这四个维度来构建替代情景，这样能够更加立体地呈现出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同时要避免过度简化，例如不能说“不护送就一定更好或者更坏”，而是展示各种潜在的发展路径。

首先分析“不护送”可能引发的不同历史走向：

一、不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可能情形与短期发展

假如张学良不亲自护送，西安事变之后的局面可能会如下展开：蒋介石的承诺与中央军的反应：蒋介石在被释放之前，已经口头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没有张学良同行，这些承诺在返回南京后的约束力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蒋介石的权威因被扣押而受损，他急需表现出完全的掌控力。

南京政府内的亲日派（如何应钦）曾经主张武力讨伐西安，蒋介石的归来会压制这股势力，但中央军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压力不会马上解除，反而可能因为张学良“留在原地不前往”而被视为缺乏悔意，致使政治谈判变得更加艰难。

张学良与东北军的处境（核心因素）：

主动权与筹码：张学良留在西安，手中掌握着东北军以及与红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这在短期内是强大的军事和政治筹码。他可以更直接地监督蒋介石兑现抗日承诺，在后续的整编谈判中为东北军争取更有利的条件。“三位一体”的巩固与瓦解压力：联盟的存在是张学良最大的依靠。但这也是蒋介石最为忌惮的。蒋介石必然会用尽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对其进行分化、瓦解。

即使没有“护送”事件，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猜忌和削弱决心也不会改变。舆论与道义层面：亲自护送体现了张学良“磊落态度”、“负荆请罪”的古典侠义精神，为他赢得了不少舆论同情（尽管这未能改变其命运）。如果不送的话，他在部分人眼中的“犯上”罪名会更重，蒋介石在舆论上对他施加压力会更容易，可能将其描绘成“拥兵自重、挟持领袖”的军阀。

二、中长期命运推测：几种可能的走向

走向一：最好的情况——成为割据一方的抗日诸侯

张学良凭借西北的军事力量，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成为重要的方面军统帅。但他与蒋介石的信任裂痕无法修复，蒋介石会在武器、补给、人事上对他进行限制。他可能像李宗仁、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一样，在抗日大局下维持半独立状态，但时刻处于中央的警惕和蚕食之中。抗战结束之后，在国共内战中，他的立场和部队将再次成为焦点，命运依旧坎坷。

走向二：最有可能的情况——被逐步剥夺军权，闲散度日

即使没有被“软禁”，蒋介石也绝不可能再让张学良掌控一支强大且不听中央号令的军队。历史表明，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是：抗战时利用，战后则削藩。张学良很可能被明升暗降，授予一个高衔虚职（如军事参议院院长），调离其基本部队东北军，最终被彻底架空。东北军则会被分化、调遣、消如此一来，张学良将沦为政治上的“边缘人物”，虽享有自由之身，却无实际权力，只能在被监视的状态下度过余生。

路径三：最糟糕的情形——触发新的军事纷争，落得身败名裂 倘若张学良执意采取强硬态度，不肯释放蒋介石或者与中央政府相抗衡，极有可能引发局部战事。即便“三位一体”能够暂时取得胜利，也必然会承受全国舆论指责其“破坏抗日统一”的沉重压力以及中央军的全面围剿。最终结果或许是军事上的惨败，张学良要么被手下出卖，要么被俘虏，到那时，他的下场或许比被软禁更为凄惨，甚至可能面临军法审判。

三、与历史事实（被软禁）的对照

软禁的实质：蒋介石处置张学良的根本缘由在于“抓”而非“送”。拘押领袖、武装兵谏，从根本上撼动了蒋的威信与国民党的纲纪。依据蒋的性格和统治逻辑，对于此事的主谋必定要施以最严酷的惩戒，以儆效尤。“护送”仅仅为蒋提供了一个更加便利、更“体面”地施行惩罚的机会，并非惩罚的缘由。

软禁的“益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长达五十年的软禁，在某种意义上“庇护”了张学良。这使他避开了后来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抗日战争中的艰苦奋战与损耗、国共内战中的取舍与挫败、以及国民党退居台湾后的内部倾轧。他化身为一个“活化石”般的象征性人物，其历史形象大致定格在“爱国将领”这一瞬间。

张学良若不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短期内他的命运或许会有更多的博弈筹码与活动范围，甚至有望成为一方抗日势力的首领。然而从长远来看，他难以摆脱被蒋介石政权“吞并”、剥夺实权的命运。

其根本因素在于：权力架构的不容忍性：蒋介石的统治核心是“一个领袖、一种主义、一支军队”。张学良作为拥有独立军事力量、并且曾经挑战其最高权威的大人物，是必须铲除的隐患。

东北军的不可持续性：丧失了根据地（东北）的东北军，恰似无根的浮萍。在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压迫之下，内部出现分化是必然趋势。张学良的权力根基终究会崩塌。

张学良自身性格的局限性：他满怀民族大义与热情，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队管理方面，并不是蒋介石的对手。所以，“送”与“不送”改变的只是张学良失去自由的方式与进程，也许能延缓悲剧的降临，但很难扭转其最终丧失权力、受制于人的结局。

亲自护送，是他个人道德感、浪漫英雄主义的一次选择，这一选择戏剧性地加速并固定了他的命运，但也机缘巧合地构建了他独特而复杂的历史遗产——他既是一位改变了国家命运的“叛逆者”，也是一位被自己所信奉的“纲常”所吞噬的悲剧角色。

在历史剖析中，关键在于呈现当时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张学良的选择背后存在着东北军的生存问题、全国抗日的紧迫性，以及他个人对“负荆请罪”传统道德的认可。这些要素都需要纳入分析之中，历史人物的选择往往是在有限选项中探寻相对最优解，而历史评判需要理解当时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