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处理周总理后事的回忆(胡振英)

1976年1月8日晨9时57分，备受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离世。这一悲痛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引发举国同悲。次日凌晨，新华社对外宣布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发布的讣告，同时成立了由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107位杰出人士组成的治丧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于人民大会堂，由汪东兴同志担任主任，郭玉峰同志担任副主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包括郭玉峰、耿飚、罗青长、姬鹏飞、张耀祠、朱穆之、胡绩伟、吴庆彤等17人，办公场所位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东交民巷14号宾馆。委员会下设六个工作小组，分别为秘书组、群众吊唁组、警卫组、外事组、宣传报道组和总务组。其中，总务组由国管局负责牵头，李梦夫同志担任组长，副组长包括国管局副局长侯春怀、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刘剑、中直管理局管理处的李思文、北京市革委会办事组的陈树林、卫生部保健局的黄树则等。总务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安排遗体告别、吊唁和追悼大会的场地布置，保障车辆及各类物资供应，以及负责医疗救护、八宝山遗体火化以及保障治丧办各组工作人员的生活需求等。国管局参与总务组工作的干部职工有40余人，我作为服务处管理科的科长，全程参与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骨灰需完好、安全、清洁。

“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不得再提任何异议。”

部分同志负责购置花圈与挽联；另有同志负责制作总理的遗像及镜框；还有同志负责采购黑纱、花圈以及白纸花等；一些同志则负责撰写挽联、制作横幅；部分同志负责车辆调度；另外的同志则负责现场布置与花卉订购等工作。至于我，我的职责是联系八宝山，调度灵车、灵床、棺椁、党旗、被褥、衣物等火化所需的各项事宜。

9日下午，我抵达八宝山殡葬管理处，寻至李兆成等负责同志的办公室。众人围坐一堂，探讨总理遗体火化的具体安排，气氛沉痛而哀戚。我向他们转达了邓大姐对总理遗体火化的三项要求：首先，骨灰须保持完整，即必须全部收集并装入一个骨灰袋中，不得分割成数份；其次，确保过程安全，即在火化前需彻底清理火化炉，严禁混入他人骨灰或不当物品；再者，火化后同样需将火化炉彻底清扫，不得让总理的骨灰在炉内残留一丝（为满足邓大姐的要求，八宝山的干部职工带着对周总理深深的怀念，彻夜改造了一座全新的专用火化炉，包括所有火化工具均焕然一新）。此外，我还与八宝山几位领导一同检查了灵车、灵床和灵棺（当时尚无水晶棺，仅有白色有机玻璃罩的灵棺）。并指示他们挑选政治上可靠的殡葬工人，携带灵床和灵棺，于晚上7点前送往北京医院太平间。离开八宝山后，我又前往北京医院，得知医院已决定指派经验丰富的外科大夫马雁龙为总理整理遗容。我当面与马大夫商定，晚上将前往北京医院太平间加班。一切安排妥当，我返回人民大会堂，向总务组的领导们进行了汇报。

晚餐过后，我携带着总理办公室赠送的衣物，以及服务处精心准备的党旗、被褥，前往北京医院太平间，为总理进行整容与着装。总理所用的床褥、床单、枕头均由细密的漂白布料制成，枕巾则是选用光洁的白色丝绸，而罩单亦为柔软细腻的白缎，这些用品均经过我们处工作人员的严格挑选与细致查验，确保每一件物品均无任何瑕疵。

踏入北京医院的太平间，那里已是一片忙碌，工作人员正精心布置着灵堂。马大夫亦在其中，我与他一同步入太平间后侧的整容室。马大夫随即开始，一丝不苟地为总理进行整容。我静静地站在一旁，室内一片静谧，马大夫直至深夜，仍小心翼翼地工作，直至总理的面容得以妥善整理。我与总理办公室的同事们共同审视，一致认为马大夫技艺精湛，整容后的总理宛如安睡，面容显得格外安详与平静。我指示早已在门外等候的八宝山殡葬工人将灵床抬入，并反复叮嘱他们保持安静，避免喧哗与哭泣。在他们的协助下，我与马大夫共同为总理更衣，并将其安放于灵床上。灵床上，工人已将我带来的被褥、枕头等物品妥善铺好。总理躺在洁白的灵床上，我与马大夫再次细致检查，确认无误后，轻轻为他覆盖上白罩单，并在其上庄重地覆盖了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当我们将周总理的遗体抬至告别室大厅时，灵堂的布置已基本完成。总理的灵床被安置于灵堂中央，工作人员迅速将准备好的鲜花和翠柏环绕摆放。总理办公室的同事们将一个精致的小花圈轻轻置于灵床前方，那是邓大姐敬献的，缎带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落款为“小超哀献”。这个精致的花圈，是由广州的花卉工人精心制作，并搭乘班机送至。他们承诺，将每日敬献一个独一无二的花圈，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哀悼与怀念。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前，邓大姐步入告别大厅，我们邀请大姐观看了总理的遗容和灵堂的布置，她审视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

10月1日上午九时，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隆重举行。在低沉的哀乐声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部长、军队的高级将领依次步入告别大厅，庄重地瞻仰总理的遗容。各界党政军人士纷纷前来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原定容纳一万人，但实际人数却达到了约一万五千人，远远超出了既定人数。众多民众怀着对周总理的深厚敬爱，自发汇聚至北京医院东大门外的东单公园，那里人头攒动，聚集了数千民众。由于没有官方治丧机构的讣告，他们只能长时间站在寒风凛冽的露天广场上，自愿为总理守灵。人群中不时传来悲伤的哭泣声。

“毛主席何时会莅临向总理告别？”后来得知，毛主席当时亦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言语困难。事后，当工作人员向毛主席朗读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对周总理的悼词时，毛主席躺在病榻上，情绪激动，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失声痛哭，这成为了毛主席生平中罕见的流露出的哀伤情感。

灵车慢行，让民众多看总理一眼。

1月11日的午后四点半，总理的告别仪式落下帷幕。治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最后步入告别厅，众人依次站在邓大姐的背后，向总理的遗体深深鞠躬三次，最终完成了对总理的送别。我指示八宝山派来的殡葬人员将灵床周围的鲜花与翠柏轻轻移开，随后将总理的遗体安置入棺，并严密封盖了那透明而洁白的棺盖。此刻，邓大姐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悲痛欲绝，泪流满面地扑向总理的灵柩，深情地透过玻璃棺盖凝望着总理的遗容，久久不愿离去。告别厅内哀声一片，曾与总理共事、服务的上百名同志哭喊着争相上前，渴望再看总理最后一眼。在吊唁组工作人员的劝慰与引导下，他们手挽着手，一边安抚，一边缓缓推动，终于为总理的灵柩开辟出了一条通道。目睹此情此景，我立即指挥殡葬人员缓缓抬起总理的灵柩，将其安置上灵车。八宝山的灵车乃是以一辆黄河牌大客车改装而成，车的前后及顶部均装饰了花圈与挽联，车内的大部分座椅已被拆除，司机与殡葬人员坐在前两排，后排则有一面带有小窗户的隔断。将总理的灵柩抬上灵车后，为确保其安全，我也随之上车。在灵车上，我无法入座，只能一直站立在车厢中，守护着总理的灵柩，陪伴在敬爱的周总理身边。

“敬爱的总理，您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目睹此等悲壮场景，我不禁热泪盈眶，同时叮嘱前方的司机减慢车速，以便让街上的群众多看一眼这位深得民心的总理，也让车内的总理再次体会到人民群众对其无限的敬仰与深切的爱戴。

数百辆护灵、送灵的豪华轿车依次排列，绵延十里，缓缓行驶在长街之上。车行至天安门，国旗无声地缓缓降下，以示哀悼；抵达中南海，警卫战士肃立，泪眼送别总理。当车队抵达八宝山时，夜幕已深。灵车一到，八宝山管理处的领导和殡葬工人早已等候，他们轻手轻脚地将总理的灵柩抬入一间告别室。邓大姐以及前来送灵的党政军领导再次向总理鞠躬三拜。告别仪式落下帷幕，我们将总理的灵柩缓缓抬入火化车间，安置于预先准备好的四号火化炉前。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打开棺盖，我上前取下党旗妥善收藏，随后几位火化工将总理的遗体轻轻放置于输送车上，遗体随后被缓缓送入火化炉。炉门关闭，火化程序启动。我瞪大双眼，目睹了这令人悲痛欲绝、却又无可奈何的一幕，至今仍让我心潮澎湃。从火化到出灰、冷却、装盒，整个过程需耗时三四个小时，我们治丧办、总理办公室的几位同志一直守候在火化炉前，不敢有丝毫懈怠。大约晚上11点钟，总理的骨灰被安全、完好地装入骨灰盒中，我再次将一面党旗覆盖于其上，大家齐心协力将总理的骨灰盒护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原先，治丧办公室所规划的吊唁日程设定为五日，预计参与人数达六万之众。然而，鉴于“四人帮”的反对，这一方案不得不作出调整，缩短至三日吊唁，人数控制在四万以内。鉴于太庙院落深邃，若仅以一路纵队行进，场面不免显得略显单薄；若改为两路纵队，则更显庄重，但相应的吊唁时间亦将相应缩短。随后，鉴于众多单位纷纷要求参与吊唁，治丧办公室的领导层临时作出决定，仍旧按照六万人的规模进行安排。

自1月12日晨8时30分起，吊唁仪式拉开序幕，部长们率先参与守灵。自9时起，随着各国使节和外宾陆续抵达，邓大姐亦亲自出面守灵。整个吊唁过程井然有序，哀乐声声，伴随着众多参与者步入大堂，瞻仰总理遗像时，纷纷泪流满面，有人更是放声痛哭，悲伤的情绪弥漫在太庙的上空。

14日的午后，吊唁仪式画上了句点。总理的骨灰被安排转移至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临时安置。在移灵仪式开始前，治丧委员会各小组的负责人与工作人员一同陪伴邓大姐，在总理的遗像前三鞠躬致敬，随后便开始了起灵仪式。国管局副局长侯春怀缓步上前，双手轻柔地捧起总理的骨灰盒，转身走向邓大姐，泪如泉涌地将骨灰盒交至她手中。邓大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骨灰，声音沙哑中带着哽咽，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这些日子以来，大家辛勤付出，我和恩来衷心感谢大家！”言罢，她向众人深深鞠躬以示感激。邓大姐的这一感人举动，使得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无不为之动容，纷纷失声痛哭。随后，我们跟随大姐的脚步，缓缓走下太庙的台阶，乘坐车辆，将总理的骨灰送往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永驻心间！

1月15日，这一天，我们隆重举行了对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追悼会的灵堂选址于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汉白玉大楼梯前方。总务组的负责同志早在前两天便着手进行灵堂的精心布置。他们首先在大楼梯前方拉起了一道浅蓝色的帷幕，以此作为背景，巧妙地将大楼梯遮挡其中。帷幕之上，一条黑底白字、写着“周恩来同志追悼会”的横幅格外醒目，横幅下方则悬挂着一排球状的黑色挽幛。在帷幕的正中央，周总理的遗像庄严肃穆地高悬，两侧幕布上装饰着两个硕大的花圈。遗像下方，设有一个小灵台，上面覆盖着党旗，放置着周总理的骨灰盒。灵台前方，邓大姐敬献的小花圈静静地伫立，两侧摆放着两盆盛开的水仙花，而水仙花两侧则是六棵生机勃勃的万年青。在遗像正前方，空地上点缀着各式绿色植物与君子兰。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机关以及社会各界敬献的花圈，将北大厅的四周装点得庄重而温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总务组的工作人员能够竭尽全力，将总理的灵堂布置得如此规模宏大，实属不易。

1月15日的午后2点30分，首都各界民众代表逾5000名，依照约定时间，从人民大会堂的东门步入，齐聚东大厅，静候参加周恩来总理的追悼大会。至下午2点45分，工作人员引领代表们步入北大厅，各自依照指定位置站立。

追悼会在午后的3点钟钟声敲响之际，伴随着低沉的哀乐拉开帷幕。党和国家领导人逾百人出席了这场庄重的仪式。邓小平神色凝重，面容带着哀戚，以低沉而悲痛的嗓音，代表党中央缓缓宣读悼词。当念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不因失去我们敬爱的总理而深感悲痛”之际，他的声音不禁颤抖，眼中也噙满了泪水。话音刚落，大厅内顿时爆发出一阵悲痛的哭泣声。

追悼仪式落幕之际，遵照周总理生前的深切遗愿，中央特地派遣专人将总理的骨灰播撒于他倾注无限热爱、毕生为之奋斗的祖国壮丽山河之间。

杰诚光耀，天地难掩。

周总理，您永存心间！